正如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上海的沦陷也造就了一代才女张爱玲。一夜之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仅二十出头的女子就如一颗明星，闪耀在孤岛的夜空中。短短二年多时光，张爱玲一生中大多主要作品接连出炉，皆洛阳纸贵， “……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胡兰成语），缔造了上海滩的一个传奇故事。而在这传奇里，还有一不可不提的人物以及由此引发的一段乱世情缘。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相识缘于张的小说《封锁》，也许其中所写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让当时 正被软禁的胡兰成 “于我心有戚戚然”，故惊喜异常，随即写信打听张的情况。次年当他重获自由到上海之际，甫下火车即找苏青要张的地址，打算尽快认识张爱玲。胡此时已有妻室，但对于追求女性一贯随心所欲的他而言，这次遇到一个让他素未谋面即生好感的“才女”更要快马加鞭，以满足他“常时看见女人，亦不论是怎样平凡的，我都可以设想她是我的妻”的畸形心理。其时胡兰成38岁，看他年老时的照片还颇有名士风范，可推想当时应是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介书生。而且胡当时也颇有文名，写的文章也是才子文章，曾担任《中华日报》总主笔。所以我常常疑心张也相当倾慕胡的才情，不然以张的处世哲学，断不会在胡当时被捕入狱时，与苏青同去周佛海家为其说情。想来张爱玲对其祖父母的婚姻传奇涂抹了过多的理想色彩，此时见了胡兰成，大抵也和当年她祖母一样动了“怜才之念”，以至于跟胡初次见面即谈了近5个小时。如此你来我往，在小说中似乎已看透爱情非常世故的张爱玲其实从未涉足爱河，更从未与异性有如此深入的接触，遇上胡兰成这个深谙女性心理的情场高手，自是未尝交兵即败下阵来。而从1945年的《苏青张爱玲对谈记》中的记载，可知张心中的标准丈夫是“……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又说道“如果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如果是纯正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识），女人在男人之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似乎是有感而发，也反证了胡大概比较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男性。从“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到“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些引他为知己，谦卑得让人怜爱的字句可知，张爱玲已经动了心，真心爱上了。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新式女子，崇尚西方文化，而张父却是典型的前朝遗少，所有旧男人通有的毛病一样不落：抽鸦片逛妓院讨姨太太等等，如此格格不入的两个人注定了无法白头到老，故张母在张爱玲才四岁时就远赴英伦留学，后来更提出与张父离婚，因此张爱玲的童年基本是在缺乏母爱的氛围中度过。所幸其父还算厚待这个特别聪慧的女儿，七八岁就让她在书房里翻阅大量的古典名著，如影响她甚深的〈红楼梦〉、〈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她也跟她的父亲一样喜读小报及鸳蝶派小说，可以说这种影响一直伴随着她一生。但这种天伦之乐随着后母的到来而烟消云散。在一次家庭冲突之后，张爱玲被父亲毒打一番后囚禁起来达半年之久，期间她还生了一场严重的疟疾，几乎死去，直到后来她逃到母亲家才重获自由。对于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女，这段黑暗的日子带给她的除了深深的绝望、生无可恋的悲哀还有对人性冷酷的深刻体验。她只觉得包围着她的只有“静静的杀机”，甚至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从此，这种绝望的体验与她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而其中伤她最深的，莫过于父亲的所为。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张爱玲对她的父亲也有一种埃勒克特拉情结，父亲的突然转变，不但断了血缘上的父女之情，还一并斩断了彼此的精神纽带，而由于突如其来，张爱玲的情感还停留在以往未能抽离，虽然表面上已与其父一刀两断，并且常表现出仇父心理，可实际上这种一路来伴随着她成长的精神力量不可能就此消失，只是被压抑在潜意识里了。因此当她遇到亦友亦父的胡兰成时，内心激起的强烈感情，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吧。
缺乏温情的家庭，疏离的亲情，张爱玲慢慢变得冷漠、孤僻，不善也不愿与人交往，如她自己所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她以这种与世隔绝来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的伤害，宁愿自己一个人体会人生百味。也是无奈之举，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里，她已无法找到可以相信的人，除了她自己。只是好像命中注定，“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 一个让她倾注了所有真情而最终也给她最深伤害的人。
很多年之后，张爱玲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胡兰成显然就是那个在张爱玲眼中有别于一切其他的男子，也是在他面前，张毫无保留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与他谈论她生活中的一切：有关她的母亲，她的姑姑，她的好友炎樱，还有很多她从未在人前说过的故事。可以这样无话不谈，又可以引起她心仪的人的回应，并得到他的欣赏，应该给了她前所未有的快乐。她的内心自然充盈着一种幸福的感觉：她不再孤独，她的心已有所依归。更重要的是她找到了一个真正了解真正懂得她的知己。比较同时期的两篇评论张爱玲的文章，便一目了然。一篇是迅雨（傅雷的笔名）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虽然在文中他认为《金锁记》“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但却对其他小说中的人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些人物对现实只有妥协，没有斗争。也正是缘于这篇评论，张后来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反驳迅雨的观点，认为人生的底色应该是“和谐”而非斗争，人的所有作为都应是趋向于安稳的，她比较喜欢用“参差的对照”来描绘普通人苍凉人生中的委屈和无奈。可见迅雨的评论与她的作品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反观胡兰成的《评张爱玲》，虽然其中充满了溢美之辞，但文中却显示出他对她的深深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的文章，还包括她的为人。不仅对她小说中的人物心理理解得很透彻，还对她的自我爱悦和个人主义倾向表示认同，更把她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真实而安稳的人生”正是张爱玲孜孜以求的用以抵抗虚无的“实际的人生”，不止是物质的实在，还包括心理与精神诸方面的体验。胡的出现，似乎让她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幸福的感觉从她自己说的“欲仙欲死”一词中即可见一斑。
1944年夏末秋初，胡兰成的妻子英娣主动提出离婚，张爱玲便顺理成章地与胡结婚了。没有任何仪式，只以一纸婚书为定，婚书上写着：“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所撰，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这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不满24岁。
《今生今世》里记述了不少他们婚后的浓情细语，把张爱玲沉浸在婚姻中的幸福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她是如此乐于扮演妻子一角：对他低眉俯首， “百依百顺”；为他斟茶递水，“喜之不尽”；在她心中，多么希望这种安稳宁静的生活可以永驻：“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她似乎把自己贮存了二十多年的深情都倾注在这个她无限珍惜无比珍爱的男人身上：“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藏好。”在她心中，希望彼此可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便他将来有什么劫难，她一样无怨无悔：“……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如海的深情，但凡有些血性的男人都会感动吧。只是他实在不是她等了千百年的可以托付终身的那一个。她的幸福也不过是“来日大难”前的片刻欢愉，“今日相乐，皆当欢喜”罢了。转瞬便“事如春梦了无痕”。
“死生契阔”是诗经《邶风•击鼓》中的诗句。在 《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和白流苏说：“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都是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 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也许张爱玲早已堪破了爱情的真相，也许开始时她还是清醒的，可当她无可救药地陷进去之后，清醒于她而言只是徒增苦痛罢了，不若沉醉其中，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必理会，即使是虚假的幸福，也期望可以天长地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