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精神流浪者
科学时报 2007-4-2 作者：温新红
采访：科学时报记者 温新红 受访：江苏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 王长乐 作为教育研究学者，王长乐多年来关注大学体制改革问题，早在1997年就发表了文章《关于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后又先后发表了《谁的大学》、《谁来拯救大学》、《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大学行政化》、《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蔡元培先生遗留下来的教育思想遗产》等文章，2004年出版了《让大学像大学》一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近一段时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张鸣事件的症结在哪里，突显了大学现有体制的什么问题，大学的哪些特殊性造成了大学现有的管理模式，都是人们希望从这一事件中发掘的。 从内部开始质疑 记者：你如何看待张鸣事件？ 王长乐：张鸣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同时，张鸣和院长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我国大学在发展和进步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知识内在活动逻辑与管理知识的机构及其所依据的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记者：两者的冲突是必然的？ 王长乐：应该说是必然的。因为在大学本性回归的过程中，大学内部的、代表知识活动规律的专业性力量，所遵从的是知识自身发展的目的和精神主旨。而我国现实的大学制度，则是以行政意志和需要为思想基础的，两者在目的、方法、逻辑上都是有差异的，所以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因此，我们才提出要建立体现知识生产和活动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杨东平教授才呼吁“改革大学体制刻不容缓”。 记者：这种冲突是不是就像陈丹青辞职、贺卫方罢招研究生一样？ 王长乐：可以说原因是相同的。他们可以说都是大学中正在生长着的、体现知识活动规律的声音和力量，他们诉求的是立足于知识活动的、本真的大学制度、文化和风气。 记者：也就是说，质疑现有大学体制的声音一定要从大学内部产生？ 王长乐：是的。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教育决策错了怎么办？我过去一直天真地认为教育决策都是对的，没想过它会错，更没想过要纠正它。但我们经历的现实是，确实有过不当的决策。而且这些错误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就会错很多年，为此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我们有必要构建一种教育决策的防错和纠错机制，尽量减少由于决策错误而给教育带来的损失。牛津大学对阿拉伯商人资助建立工商管理学院要求的拒绝，哈佛大学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的决议，都体现了大学中知识的力量。 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能够防止和纠正教育决策错误的力量不会产生于教育外部，而只能产生于教育内部，因为只有教育内部的人员才能够最真切地理解教育的本质和规律、理解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最真切地关注教育的品质和命运。真正的教育家都是从教育内部生长出来的，不可能由外部的所谓培养产生。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教育历史中这种资源极其贫乏，多少年没有这种声音，现在可以说还只是“觉醒”。 举个例子，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曾表示，要静下心来研究教育目的。研究有明文规定的东西，就说明这位老教育家对此有质疑。 中国大学传统有缺失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是中国的大学特有的现象吗？ 王长乐：这要从中国大学的历史来看了。中国现在有史可查的现代大学最早的是1895年建立的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从那时起就没有在思想和法律的层次上明确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权利，从“中学西用”，到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教育，再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面向经济主战场”等，都是在强国期待和救亡图存的压力之下，以及经济功利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的精神主导下，权宜性地设置大学的制度，其依据都不是法律层面、哲学层面上的大学本质，而是工具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实用性需要。而与这种工具性意识一致的管理方式，便是以行政责任原则为主旨的科层化管理。而即使是人们公认的好校长如梅贻琦、竺可桢、李登辉、马相伯等，都没有想到促进国家从法律意义上来保证大学的独立地位和权利，为大学创造良好的法律基础。 记者：你的意思是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方面的教育家？ 王长乐：不完全是，只是这些教育家没有为大学留下法律意义上的大学章程。在此方面，蔡元培先生是作了很大努力的。他既以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行为提出大学应该有独立的权利和地位这一问题，又主导试验“大学院”制度，期望在制度建设方面保证大学的自主地位和权利。 只是他的思想曲高和寡，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加之当时形势混乱，也缺乏现实的条件，但他的努力是可贵的，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思想依据。遗憾的是，虽然人们都声称很尊重他，但却对他的思想很冷漠，几乎没有哪所大学想到要把他的思想发扬光大。 我认为，中国大学制度的缺陷，是一种先天性缺陷，在其源头就缺失了从法律意义和哲学意义保证大学本性的意识。而上世纪的“三民主义”教育运动及“院系调整”运动，使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教育家们开创和经营的大学制度，或者被中断，或者被扭曲。 记者：从世界大学的发展来看，大学哲学是怎样的？ 王长乐：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提到，历来大学遵从两种大学哲学，一种是知识论的大学哲学，一种是政治论的大学哲学。 前者的代表是英国的剑桥、牛津，强调以知识为中心，大学的活动是为了传播知识、发展知识，这是核心。这种大学存在的背景是大学活动与社会联系不很密切，其形态为人们常说的“象牙塔”。 后者的代表是德国的大学，强调大学始终要和社会密切联系，在社会活动中间体现它们的力量，德国的柏林大学就持这样的观念。其存在的条件是国王威廉三世的支持。 记者：两种大学哲学孰优孰劣呢？ 王长乐：两种大学哲学都很有道理，在高等教育实践和思想都比较成熟的国家里，它们都不会只遵从一个，而是两个方面都尊重，并且注意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论大学哲学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权力要有一种自律的品质，即国家认可大学的理念，放心地让大学独立地进行活动。 记者：中国的大学更倾向于哪种？ 王长乐：如我上面所说，中国的大学在起步时就有强国压力，自然就和社会联系非常密切，许多教育家都强调大学和国家联系，和社会的密切关系。但国家始终缺乏权力自律的品质，对大学的管理很严格，从而使强国的追求变成功利性、工具性的追求。这显然背离了政治论大学哲学的本意，它是强调大学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像学术立国一样，是以学术的意义来提升国家的文化和实力的。由于中国大学没有找到合理的思想和文化定位，因而在大学、教学、教师等一些基本概念的定位上都是比较模糊的。 中国的大学的错乱 记者：不可否认，蔡元培时期及后来的一段时间，中国的大学还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出了不少有成绩的人。 王长乐：是的，我前面也说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教育家，并且为中国的现代大学建设作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比如建立大学评议会、教授会、行政责任会议等，可以说是符合“世界大学通例”的现代大学制度。他提出的“循世界大学通例，取兼容并包原则”等大学理念，实际上是世界大学、特别是欧洲大学在发展了几百年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普适性的共识或者价值共识，体现了大学的活动规律和精神主旨。 然而，他的这些思想并没有被继承，而我们的大学却时而“以俄为师”，时而推行缺乏教育意蕴的“教育革命”，并且使教育功利化合法化，致使功利主义意识盘踞于教育的核心区域，使大学成为没有精神、没有品格、没有信仰的精神流浪者。 记者：能否举例说明？ 王长乐：我国的许多大学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几乎都没有表达出他们对于理念的哲学性思维、没有显现出他们理应秉持的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所谈都是技术层次的工作目标，如“追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等。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强化行政权力和行政规则，导致行政主义成为大学的主流意识和话语。而大学作为一种文化性活动机构，其功能、行为、风气、价值取向都错乱了。 记者：错乱具体指什么？ 王长乐：由于一直没有从被政府管理的情况下摆脱出来，政府的价值取向及意志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为大学活动的思想基础。大学跟随社会意志时而为政治服务、时而为经济服务，官、商、学各种机制都在大学中通行。尤其是“官本位”的风气弥漫到学校的各个角落，使大学中的许多活动更功利、世俗。比如，聘官员、明星为教授，用高级学位兑换利益等。 在张鸣事件中，院长李景治说张鸣对他“不敬畏”，其实他的这种意识在很多大学领导身上都有。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清华时月薪是500大洋，校长梅贻琦是420大洋。 记者：你认为这些问题对现在的大学影响最大的有哪些方面？ 王长乐：对大学最大的影响是扰乱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使人们不是认真、宁静地追求学问，而是追求行政权力或追求纯粹功利性的目标。 大学的核心所在 记者：大学的特殊性是什么？ 王长乐：大学是专门传播和生产知识的机构，有自己独特的活动目的和精神主旨，有专门的运行逻辑和活动规律，大学的专门性是和知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大学这种机构和社会上其他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围绕知识的活动是需要人的自由意志的，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学术自由。因为知识的创造只有在精神非常自由的状况下才能进行，如果其他东西装满了头脑，就没有知识创造的空间了。有学者将西方大学的特征总结为：修养、自由、闲暇、寂寞。 记者：那么行政管理至上的结果是什么呢？ 王长乐：大学校长的行政性思维，我称之为行政主义观念，是校长组织大学活动的核心。他们作为行政的代表，维持行政的权威，使行政主义的思维成为大学的主流意识和观念，基于一个单位只可能有一个主流的原则，在行政权力膨胀的情况下，学术权力就必然很衰弱。前者面积占得大，后者空间很狭窄。 结果就必然带来许多人当了教授还要去当处长，副教授去竞争科长，他们在行政岗位上待得非常安心。正如许多人说过的那样，在大学里资源主要掌握在行政人员的手上，这就形成一种强势，这些都必然造成人们的趋官现象，成为大学的主流文化，做学问或者对知识的诉求就越来越微弱，知识的代表者就会感到很痛苦，包括陈丹青、张鸣、贺卫方等人，他们所代表的是知识诉求在现实的制度框架中间被挤压的痛苦。 记者：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 王长乐：怎么处理两者关系，我认为，不是用一种举措可以解决的，造成现在的局面有几个层面，一是观念，从上到下、从过去到现在大家都是这么认同的；二是人们的习惯，要改变特别困难；三是人们的素养，时间长了，对此有倾向性，形成人格后会比较强烈。 另外，主流文化对大学领导者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在于他们行为上如何做，更重要的是心理的偏向。很难用一个两个具体措施就能改变现状，要改革就要从整体上改。 两个外在因素 记者：你认为在张鸣事件中，院系合并是不是产生冲突的一个原因呢？ 王长乐：学院合并，实际上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当然根子还是前面讨论的，不单是技术层面上的，折射出来的还是整体上的问题，即大学里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和风气。 我认为，他们之间的冲突牵涉到一个文化问题。张鸣为另一个教师的职称评定鸣不平，造成了他们的心结，背后隐藏着大学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化气氛。大学必须是自由的，不仅是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还包括在人格、尊严、权利等方面的。这需要和组织之间达成平衡。个人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否能得到尊重的问题，首先取决于制度性的保障，其次是文化氛围的营造。 如果大学缺乏文明的文化风气，缺乏教师自由表达的文化氛围就很糟糕。大学应该有怎么样的风气，我认为有几个，一是理性的风气；二是文明的风气，就是要有历史的特征，最起码要尊重别人及其权利；三是自由的风气，在现实的制度下有所欠缺，制度是刚性的，有时会伤害到文化，或者文化会趋向制度，就会造成这个现象。 记者：高校职称评审中存在哪些问题？ 王长乐：我称为“三化”，越来越技术化、简单化，进而导致庸俗化。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审，是一种专业性的行为，只有本专业的人才有可能作出比较恰当的、比较正确的评价。现在高校都是搞大杂烩，各个学科混在一起，评委交错进行投票，这样的评审很难保证公正。当然，即使是专业人士，也牵涉到是形式性评价还是实质性评价问题？现在的教授评审都简单化成几个数据，简化到要有几个课题、几个奖项，发表在几个规定刊物上的几篇论文等。他们的工作实际上已经由权威刊物的编辑完成了。 还有几个问题。第一，评职称不和本人见面。申报者本人不知道别人如何评价自己，没有申诉的机会、没有沟通。 第二，评审的标准定得非常死板，如果副研究员要评研究员，在入选副研究员时的成果都一笔勾销了，必须从成为副研究员后的成果才算，这样把一个人的整体性历史割裂开了。一个学者最活跃的创造时期是有年龄段的，评副高时是最活跃的时期，评正高时，活跃期过了，这样的思维不对。 还有一些潜规则，更深地伤害到人的心灵。我非常理解陈丹青那种心情，他的态度、他的情绪特别低沉，真没有办法，他还在清华呢，还是特聘教授，他都毫无办法，面对行政权力时都没有任何力量，其他教师更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人们就不信奉一种真的东西了，就信奉庸俗的东西，等到我们想再积淀时，就缺乏土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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